毛澤東的讀書學習生涯（上）
（作者：熊杏林 系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）
（一）
1910年秋，毛澤東離開閉塞的韶山?jīng)_，走向廣闊天地，他給家人留下詩作：“孩兒立志出鄉(xiāng)關(guān)，學不成名誓不還。埋骨何須桑梓地，人生無處不青山。”走出鄉(xiāng)關(guān)，毛澤東投考湘鄉(xiāng)縣東山學校，在作文試題《言志》答文中，抒發(fā)了自己立志求學的遠大抱負。校長李元圃閱卷后，大加贊賞，高興地說：“我們學堂取了一個建國才”。在東山新式學堂，毛澤東開始接觸新學。1912年，毛澤東來到長沙，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這個新的學習天地，第一次看到了一張世界大地圖，驚奇與震撼之余，他知道了世界有多大、中國在哪里。在第一師范求學期間，他與蔡和森、何叔衡等志同道合，受楊昌濟、徐特立等老師進步思想影響，他們把個人的讀書志向與尋找國家出路結(jié)合起來。1917年，在《致黎錦熙信》中，毛澤東說：“今人所謂立志，如有志為軍事家、有志為教育家，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人之施為，羨其成功，盲從以為己志，乃出于一種模仿性。真欲立志，不能如是容易，必先研究哲學、倫理學，以其所得真理，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，立之為前途之鵠，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，盡力為之，以為達到之方，始謂之有志也。如此之志，方為真志，而非盲從之志”。為求“真志”，青年毛澤東處處磨煉自己，或去一師后山妙高峰，“靜中求學”；或去長沙人聲鼎沸的南門口，“鬧中求靜”。他與朋友們約定，不談金錢，不談男女之事，不談家庭瑣事，只談人的天性，人類社會，中國，世界，宇宙等大事。
1918年，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一批湖湘熱血青年，建立新民學會，把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作為學會方針。他們聚集在岳麓山上、橘子洲頭，縱論天下大勢，討論社會人生問題，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，指出“國家壞到了極處，人類苦到了極處，社會黑暗到了極處”，呼吁民眾大聯(lián)合。為求救國救民的真理，他們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去法國勤工儉學，出國“猛看猛譯”。經(jīng)過比較分析，終于找到了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的良方——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。1921年，毛澤東在《湖南自修大學入學須知》中，旗幟鮮明地寫道：“我們求學不是沒有目的的，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(xiàn)社會。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(xiàn)這個目的的學問”。
（二）
1936年，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，第一次回顧了自己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思想歷程：“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，讀了許多關(guān)于俄國情況的書。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(shù)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(chǎn)主義書籍。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，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。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。”毛澤東所說的三本書，即陳望道譯本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、考茨基著《階級斗爭》和柯卡普著《社會主義史》。
早在讀私塾時期，毛澤東就喜愛中國古典小說，但頭腦中始終縈繞著一個問號：為什么書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、文官、書生，從來沒有一個農(nóng)民做主人公？“對于這件事，我納悶了兩年之久”。讀了馬克思主義入門書后，困擾他多年的問題，終于有了答案，“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，階級斗爭是社會發(fā)展的原動力，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”。從此，他開始孜孜不倦地研究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。革命武裝斗爭初期，毛澤東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很少，他給當時的中央領(lǐng)導人李立三寫信：“我知識饑荒到十分，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。”毛澤東回憶：“1932年秋開始，我沒有工作，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，把有關(guān)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，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。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，差不多整天看，讀了這本，又看那本，有時還交替著看，扎扎實實下功夫，硬是讀了兩年書。”長征路上，毛澤東生病躺在擔架上，也沒有一天中斷馬列著作的學習。延安時期，讀書有了相對穩(wěn)定的環(huán)境，毛澤東對馬列著作的重點篇目進行重點研讀，“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，我看了不下一百遍，遇到問題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。”
毛澤東學馬列，主張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，主張發(fā)展馬克思主義。他說，“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的書，必須讀，這是第一。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(chǎn)黨人，任何國家的無產(chǎn)階級的思想界，都要創(chuàng)造新的理論，寫出新的著作，產(chǎn)生自己的理論家，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(wù)。”延安時期，毛澤東寫下的著作，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。
毛澤東重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，認為“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(tǒng)地而不是零碎地、實際地而不是空 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(zhàn)斗力量”。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，毛澤東向全黨發(fā)出了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競賽的號召，并組織力量大量翻譯馬列著作，為領(lǐng)導干部學習提供資料。七大期間，他提出全黨要讀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(fā)展》《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》《共產(chǎn)主義運動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《聯(lián)共（布）黨史簡明教程》等5本馬列著作。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，他又增加《社會發(fā)展史》《國家與革命》《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(shè)》等，列出了12本馬恩列斯著作，親自寫上“干部必讀”4個字。這12本著作，很長一段時期內(nèi)一直是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必讀教材。1963年，毛澤東再次提高讀經(jīng)典著作的標準，提出高級干部要讀30本馬列著作。其中馬克思著作8本，恩格斯著作3本，列寧著作11本，斯大林著作5本，還有普列漢諾夫著作3本。可以說，毛澤東一生學馬列，一生倡導全黨學馬列。
（三）
早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時，毛澤東就閱讀《資治通鑒》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，研究過中國歷史上許多以弱勝強、以少勝多的著名戰(zhàn)例?？箲?zhàn)初期，為了批駁亡國論、速勝論的錯誤，指導全國抗日戰(zhàn)爭，有一段時間里，毛澤東大量閱讀中外軍事名篇，多次給在西安工作的劉鼎、葉劍英寫信，催促他們多給自己買些軍事書籍，特別點名要一部《孫子兵法》。1938年3月，他親自組織成立了“克勞塞維茨《戰(zhàn)爭論》研究會”，吸收肖勁光、羅瑞卿、滕代遠、莫文驊、葉子龍等人參加。研究會每周開會一次，每次從晚七、八點開始到深夜十一點多結(jié)束，交流學習體會。在毛澤東的帶動下，延安一度掀起學習研究《戰(zhàn)爭論》的熱潮。1938年，毛澤東撰寫了著名的《抗日游擊戰(zhàn)爭的戰(zhàn)略問題》《論持久戰(zhàn)》等著作，創(chuàng)立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軍事辯證法理論。
“做一個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，不是初出茅廬或僅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辦到的，必須在戰(zhàn)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”，毛澤東說，“讀書是學習，使用也是學習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。從戰(zhàn)爭學習戰(zhàn)爭——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。”從土地革命戰(zhàn)爭時期的游擊戰(zhàn)“十六字訣”，到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的“十大軍事原則”，再到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時期的“零敲牛皮糖”，等等，人民軍隊一整套靈活機動的戰(zhàn)略戰(zhàn)術(shù)，都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，從戰(zhàn)爭中學習戰(zhàn)爭的精妙絕倫之筆。
（四）
《毛澤東傳》的作者R·特里爾評價毛澤東有一句經(jīng)典名言：“兵權(quán)之劍，倚在史書之旁”。特里爾的評價，敏銳地抓住了毛澤東飽讀史書、精通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個性特征。
《二十四史》是毛澤東的喜愛之書。他說，“學習中國歷史，必須扎扎實實把《二十四史》學好。”中南海毛澤東藏書乾隆武英殿版《二十四史》購置于1952年，這套近4000萬字的史書，陪伴毛澤東走到了生命的終點。圖書管理員回憶說：“《二十四史》，毛澤東讀而不倦，學而不厭，全書全部文字至少讀了一遍。”
毛澤東對《資治通鑒》研究頗深。他說：“《資治通鑒》這部書寫得好，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的，但敘事有法，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，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，借以熟悉歷史事件，從中吸取經(jīng)驗教訓。”晚年，毛澤東與孟錦云談?wù)摗顿Y治通鑒》時說：“這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啊！我讀了十七遍，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。”
毛澤東讀史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。傳統(tǒng)史書一般都是統(tǒng)治階級立場，比如將農(nóng)民起義一概污蔑為“匪”“賊”“逆”，而毛澤東不同，他站在群眾史觀的立場，提出“吾國自秦以來兩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是農(nóng)民戰(zhàn)爭”，把顛倒的歷史顛倒了過來。傳統(tǒng)史書一般都以封建正統(tǒng)觀念立論，比如，將曹操描繪成“白臉奸臣”，而毛澤東不同，他從推動社會發(fā)展和歷史進步的角度，主張“為曹操翻案”?？箲?zhàn)時期，郭沫若撰寫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毛澤東高度重視，把它當作整風文件印發(fā)全黨，“叫同志們引為鑒戒，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”。解放戰(zhàn)爭中，為了實現(xiàn)中國革命戰(zhàn)爭的徹底勝利，他總結(jié)楚漢相爭的歷史經(jīng)驗，提出“宜將剩勇追窮寇，不可沽名學霸王”。毛澤東研讀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光輝思想，為后人樹立了以史為鑒、古為今用的學習方法。
（五）
1935年9月，歷經(jīng)艱辛苦戰(zhàn)的中央紅軍突破臘子口，到達哈達鋪。部隊休整之際，毛澤東派人到當?shù)剜]政所尋找報紙。7月29日天津《大公報》一則社論和《晉陽日報》一條“閻錫山部隊正進攻陜北劉志丹部”的消息，吸引了毛澤東的視線。他了解到劉志丹等在陜北開辟了一塊紅色根據(jù)地，徐海東的紅25軍也在那里。于是，作出了紅軍到陜北與劉志丹隊伍會師的重大決策。就這樣，中國的歷史有了1935年10月中央工農(nóng)紅軍到達陜北，勝利結(jié)束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精彩篇章。
延安時期流傳一句毛澤東的名言：“一天不讀報是缺點，三天不讀報是錯誤”。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，也喜好讀報。
毛澤東的讀報史可追溯到長沙。“在長沙，我第一次看到報紙——《民立報》，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，刊載著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(lǐng)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。我深受這篇報道的感動，發(fā)現(xiàn)《民立報》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。”就是從這份報紙中，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、同盟會以及他們的三民主義。此后，他對讀報充滿了興趣。在新軍當兵時，他每月只有7元軍餉，扣除生活費，剩下的錢，他全部用來訂報，“貪讀不厭”。報紙，打開了毛澤東的視野，也推動他去思考報紙?zhí)岢龅母鞣N社會問題。他被同學們稱為“時事通”?！缎虑嗄辍冯s志面世后，毛澤東很快成為了它的熱心讀者，每天都在思考《新青年》上提出的中國問題。領(lǐng)導武裝斗爭后，毛澤東對讀報的需求如饑似渴，紅軍每打下一個城鎮(zhèn)，他都要派人到郵局搜羅一捆報刊，犒勞自己的“精神世界”。全國解放后，毛澤東閱讀的報刊數(shù)量更多、范圍更寬，一天幾萬字的《參考資料》是他的每日必讀。正是因為長期養(yǎng)成了讀報的好習慣，毛澤東一生對世界風云洞若觀火，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。
毛澤東的讀書學習生涯（下）
(作者：趙可 系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教授)
(一)
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(lǐng)導人民踏上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(shè)的新征程。早在延安時，毛澤東就警示全黨要防范“本領(lǐng)恐慌”，他說：“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，不是經(jīng)濟恐慌，也不是政治恐慌，而是本領(lǐng)恐慌。過去學的本領(lǐng)只有一點點，今天用一些，明天用一些，漸漸告罄了。好像一個鋪子，本來東西不多，一賣就完，空空如也，再開下去就不成了，再開就一定要進貨。我們干部的‘進貨’，就是學習本領(lǐng)，這是我們許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。”新中國成立前夕，毛澤東在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一文中進一步嚴肅指出：“嚴重的經(jīng)濟建設(shè)任務(wù)擺在我們面前。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，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?nèi)プ?rdquo;，“我們必須克服困難，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。我們必須向一切內(nèi)行的人們(不管什么人)學經(jīng)濟工作。拜他們做老師，恭恭敬敬地學，老老實實地學。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要裝懂。”
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，毛澤東親自給中央、省市自治區(qū)、地、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——《關(guān)于讀書的建議》，號召大家都來學習《蘇聯(lián)社會主義經(jīng)濟問題》《馬恩列斯論共產(chǎn)主義社會》，“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，隨讀隨想，加以分析”，提出“將來有時間，可以再讀一本，就是蘇聯(lián)同志們編的那本《政治經(jīng)濟學教科書》”。之后，他在1958年的武昌會議、1959年的廬山會議、1960年的上海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，先后對領(lǐng)導干部學習蘇聯(lián)《政治經(jīng)濟學教科書》提出要求：帶著問題學、聯(lián)系中國實際學、研討辯論式學、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學習小組帶頭學，等等。
為了學懂弄通自己不熟悉的經(jīng)濟工作，毛澤東組織了《政治經(jīng)濟學教科書》學習小組。在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期間，他多次組織胡繩、鄧力群、田家英等人，在杭州、上海、廣州研讀《政治經(jīng)濟學教科書》第三版。毛澤東規(guī)定：學習小組成員每天下午一起讀書，由胡繩和田家英輪流誦念，邊讀邊議，鄧力群負責記錄。除元旦放假一天、星期日偶爾休息外，連12月26日他66歲生日那天也沒中斷讀書活動。“毛澤東讀書很認真，一邊聽朗讀，一邊看書本，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，或者在旁邊畫豎道，打記號。當時我坐在毛主席身旁，也跟著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畫。從頭到尾，都這樣畫。有的段落，毛主席畫了以后接著就發(fā)表議論，有的長，有的短。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。有的段落，毛主席沒有發(fā)表議論，只是說了‘對’、‘好’、‘正確’、‘贊成’、‘同意’，或者‘不對’、‘不正確’、‘不贊成’、‘不同意’，或者一兩句話，這類肯定或者否定的評語，我就記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。有的段落畫了以后，毛主席既沒有發(fā)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。”鄧力群的這段回憶，生動再現(xiàn)了當年毛澤東與他們一起學習新本領(lǐng)、探索經(jīng)濟建設(shè)規(guī)律的讀書側(cè)影。后來，學習小組把毛澤東在學習討論中發(fā)表的談話要點，整理成《讀〈政治經(jīng)濟學教科書〉下冊的筆記》《讀蘇聯(lián)〈政治經(jīng)濟學〉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記錄稿》。其中，毛澤東提出的不能剝奪農(nóng)民，不能超越階段;反對平均主義;發(fā)展商品生產(chǎn)，遵守價值規(guī)律;搞好國民經(jīng)濟綜合平衡，按農(nóng)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(jīng)濟計劃等重要觀點，都是我們黨早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成果，為我們黨繼續(xù)探索并系統(tǒng)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(chǔ)。
(二)
新中國成立后，中共中央制定了“十二年科學技術(shù)發(fā)展遠景規(guī)劃綱要”，作出研制“兩彈一星”的重大決策。學技術(shù)、學科學，成為全黨重要而緊迫的任務(wù)。毛澤東一面要求全黨打好科學技術(shù)這一仗，一面開始了自己新的讀書計劃。他在中南海對舊友說：“我很想請兩三年假學習自然科學，可惜，可能不容許我有這樣長的假期。”據(jù)楊尚昆回憶：毛澤東“買來許多書來讀，還把中學物理、化學實驗的儀器買來擺在寢室外面。過去曾在中南海瀛臺搞過一些展覽，例如機械方面的等等，他都親自去看。他不只是參觀，還找有關(guān)的書來學習。他的求知欲是沒有止境的。”
毛澤東學習自然科學，有著別人不具備的優(yōu)勢，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功底深厚，人文地理知識也很淵博，對自然科學的一些發(fā)明發(fā)現(xiàn)有自己的見解。他與談家楨探討遺傳學問題，向李四光請教山字形構(gòu)造原理，與楊振寧談?wù)摳吣芪锢?，和李政道交?ldquo;對稱”的政治含義，每次都留下難忘時刻。毛澤東從科學家那里豐富自然科學知識，科學家們則從毛澤東那里領(lǐng)略哲學的魅力。20世紀50年代，科學界普遍認為質(zhì)子、中子是構(gòu)成原子的基本粒子，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質(zhì)單位。毛澤東根據(jù)哲學原理，對此不以為然。他說：“從哲學的觀點來看，物質(zhì)是無限可分的。質(zhì)子、中子、電子也應(yīng)該是可分的，一分為二，對立統(tǒng)一嘛!不過，現(xiàn)在實驗條件不具備，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。你們信不信?你們不信，反正我信。”他贊賞關(guān)于“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”的觀點，并說：“世界是無限的。時間、空間，是無限的?？臻g方面，宏觀、微觀，是無限的。物質(zhì)是無限可分的。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可做，一百萬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。”現(xiàn)在，基本粒子有更深層次的結(jié)構(gòu)，已經(jīng)在物理學界得到公認。1977年，世界第七屆粒子物理學討論會召開，諾貝爾獎獲得者格拉肖認為毛澤東的預(yù)見在自然科學發(fā)展史上意義很大，他提議把比夸克和輕子等基本粒子更深層次的物質(zhì)，命名為“毛粒子”，以紀念辭世的毛主席。這成為自然科學史上一段廣泛傳頌的佳話。
(三)
青年毛澤東對學習外語的重要性是有認識的。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：“外國語真是一張門戶，不可不將他打通?，F(xiàn)在每天讀一點英語，要是能夠有恒，總可稍有所得。”紅軍創(chuàng)立時期，毛澤東有時會抽出一些時間學習英語。據(jù)曾志回憶：1929年毛澤東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并治療瘧疾，居住在一個小樓里，他“一邊繼續(xù)養(yǎng)病，一邊學習和工作。不知他從哪里找到兩本當時中學生學習用的《模范英文讀本》，每天兩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邊念這本書，并一課一課地默寫，津津有味……我想，他學得那樣起勁，是深知干革命需要懂得外文吧”。
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，是毛澤東學英語興致最高的時候。林克擔任他的英語教師兼外事秘書。毛澤東學習英語有他自己的一套速成辦法。他把重點放在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著作上。因為這些著作和文章的內(nèi)容，他極其熟悉，可以通過中英文對照方式，掌握英文句型和單詞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當時的《人民中國》《北京周報》和新華社英文時評，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《哥達綱領(lǐng)批判》《政治經(jīng)濟學批判》的外文原版，他自己撰寫的《矛盾論》《實踐論》《毛澤東選集》英譯本，等等，都是他學習英語的重點教材。特別是英文版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和《矛盾論》英譯本，他從首頁到尾頁，都有閱讀標注。在中南海毛澤東書房的床上，至今還擺放著一本1953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《矛盾論》，上面留有他的手跡：“1956年，10月初讀”，“1959年，10，31重讀”，“1961.9-”字樣。
毛澤東重視外語人才的培養(yǎng)，強調(diào)：中國要加強與外界的聯(lián)系，要與外國交往。1972年7月24日，他對周恩來、姬鵬飛、喬冠華說：“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，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，壞的東西不要，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”。
(四)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毛澤東倡導向社會學習、向?qū)嵺`學習、向人民群眾學習。1913年，20歲的毛澤東在《講堂錄》中記有：“閉門求學，其學無用。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，則汗漫九垓，遍游四宇尚已。”流露出壯游天下的想法。1917年夏，毛澤東看到《民報》刊登的兩個學生徒步旅行全國、一直走到打箭爐(今四川西定)的報道。受其鼓舞，偕同窗好友蕭子升游歷湖南。“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，沒有花一個銅板。農(nóng)民們給我們吃的，給我們地方睡覺;所到之處，都受到款待和歡迎。”通過這次游學，毛澤東深入了解了民間疾苦，學到了許多書本上、書齋中學不到的知識。
投身革命事業(yè)后，毛澤東非常重視調(diào)查研究。1927年，他實地考察了湖南湘潭、湘鄉(xiāng)、衡山、醴陵、長沙五縣的農(nóng)民運動后，寫下著名的《湖南農(nóng)民運動考察報告》。瑞金時期，他在尋烏進行社會調(diào)查，寫下了《調(diào)查工作》(后改名為《反對本本主義》)一文，提出“沒有調(diào)查，沒有發(fā)言權(quán)”的名言。1938年3月15日，在抗大學員畢業(yè)典禮上，毛澤東強調(diào)：“學習的書有兩種：有字的講義是書，社會上的一切也是書——‘無字天書’。”在他看來，劉邦為什么能夠打敗項羽?是因為劉邦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，了解人民心理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，不是從學校的書本里學的，而是在學校外面的大學校里學的。馬克思的學問，也不是從學校的書本里學到的，是在英國、法國、德國等處看書看事而學的。
1964年，毛澤東年逾古稀，但仍然豪情滿懷，曾計劃策馬奔騰，沿黃河而上，直抵源頭，對黃河兩岸進行系統(tǒng)的自然考察和社會調(diào)查，甚至隨行智囊團應(yīng)包括地質(zhì)學家、歷史學家等細節(jié)都在他的準備之中。青年時代壯游天下的讀書激情，始終在領(lǐng)袖心中激蕩，豪情萬丈的浪漫主義光芒，伴隨一代偉人終老！
(五)
中南海菊香書屋，是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毛澤東的私人藏書近10萬冊，可謂汗牛充棟，墨香飄逸。置身菊香書屋，猶如書海遨游，從馬恩列斯全集、魯迅全集，到《永樂大典》《四庫全書》;從世界名著譯叢，到《辭?！贰掇o源》和中國地圖、世界地圖;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。古今中外，哲學、經(jīng)濟學、軍事學、文學、地理學等，門類齊全，無所不有。
毛澤東“嗜書如命，書以伴行，書以伴眠，甚至書以伴廁”。凡是他活動的地方，無處不放書，無處不讀書，無事不問書。毛澤東的床很特別，超出普通床一倍多，出奇的寬大;造型也很奇特，里低、外高，高的一側(cè)睡人，低的一側(cè)放書，板床的三分之二被摞得二尺高的書籍占據(jù)，睡覺基本上是躺在書堆里。有的書攤開，有的書堆放，看似凌亂，但在毛澤東的頭腦里，什么書放在什么地方，全都清清楚楚，井然有序。所以，工作人員整理床鋪時，一定要按照毛澤東自己碼放的樣子，將這些書籍一一恢復原貌，方便他尋找。
北京圖書館舊館與中南海大院北門隔街相望，毛澤東經(jīng)常到圖書館借書。1958年，北京圖書館換發(fā)新的借書證，工作人員為了借書方便，也給他辦了一個。北京圖書館的同志把毛澤東的借書證編為一號。這張北圖一號借書證，毛澤東一直使用到去世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僅1974年，毛澤東從圖書館借閱過的書刊就有近600種，共計1100余冊。外出巡視，毛澤東也經(jīng)常到當?shù)貓D書館借書，杭州、上海、廣州、武漢、廬山等地的圖書館，都留下過他的借書記錄。
毛澤東曾經(jīng)說，工作忙就要“擠”，看不懂就要“鉆”，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，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。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，都利用起來讀書。理發(fā)時間，他也讀書，還幽默地對理發(fā)師說：“你辦你的公，我辦我的公，咱們互不干擾。”
晚年毛澤東，視力減退，但仍然以驚人的毅力堅持天天看書。平裝小字本的看不見了，就看新印的大字線裝本的。身體虛弱，就讓工作人員給他念書。毛澤東要工作人員找的最后一部書，是他長期珍藏愛讀的宋人筆記《容齋隨筆》，時間是1976年8月26日。毛澤東最后一天讀書，時間是1976年9月8日。根據(jù)護理記錄，毛澤東當天看書、看文件共11次，時間累計2小時50分鐘。1976年9月9日，毛澤東與世長辭。他用一生的讀書實踐，實現(xiàn)了“活到老，學到老”的誓言，也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留下了一筆無限珍貴的讀書遺產(chǎn)。
